“特殊与普遍——现代中国的中国性与世界性”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

发布日期:2017/12/4   作者: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浏览次数:157






与会专家发言

  2017年11月25-26日,由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与《学术月刊》杂志社共同主办的“特殊与普遍——现代中国的中国性与世界性”学术研讨会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科院、华东政法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石库门文化研究中心、《学术月刊》杂志社、《探索与争鸣》杂志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及澎湃新闻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就“现代中国的中国性与世界性”这一主题涵盖下的多个分论点展开了交流讨论。
  在第一场“现代中国基本问题的有无与拓展”讨论中,上海交通大学的赵思渊老师从对具体史料文本的分析入手,指出田赋(赋役)制度的关键实质是经济领域的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因而也应当视作中国社会发生“现代”转型的关键议程之一。《学术月刊》编辑张洪彬老师则在关于晚清疾病观念的报告中提出他关心的中心问题,即在传统中国的疾病理解和受晚清基督徒影响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疾病观、身体观之间,存在从神圣性解释向世俗化的因果解释的根本性转变。华东师范大学的王锐老师则试图通过重释史家的现实关怀与史学编纂的基本联系,提出思想史层面中国历史学家如何建立自身主体性的问题,在制度史、革命史等领域中对中国自身传统的延续性和特殊性要有更深入的认识。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波老师亦在评论中指出,当下历史研究应该汲取传统革命史研究中的总体论与因果解释的长处,寻找历史辩证的内在动力。
  第二场关于“现代中国历史的写法”讨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沈洁副研究员认为,历史研究应当追求历史的具体性,历史学是要揭示历史的繁复过程,而不是被概念、词汇所笼罩,历史研究的迷人处正在于对具体细节“察其渊源,观其流变”。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陆胤副教授则提出历史写作中应有的“史笔诗心”,对诗歌与历史的关系作了清晰的梳理。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蔡炯昊老师强调的则是技术视域在历史研究中不应被忽视的地位,特别以民国时期的技术人员为例,探讨了如何重新解读近代中国的“日常”面相。上海石库门文化研究中心的王郡老师和上海中医药大学的裘陈江老师分别作了点评。
  第三场讨论是以“当代史的前后沟通”为主题,华东政法大学的满永副研究员以1978年为分界点,比较了前后中国当代史研究在史料、问题意识等方面的差异,并指出当代史在历史叙述和历史实践之间的背离现象。华东理工大学的丁世鹏老师则试图探讨传统和现代所各自具有的两种道德内涵。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冯志阳老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写作的角度出发,对两位发言人作了点评。
  在随后的综合讨论中,上海社科院的周武教授提出了现代中国历史研究中不应忽视的几个基本问题,例如战争对历史的根本性影响,中国的国际化进程,工业化、城市化与中国文化、社会发展的联系等等。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张剑教授则具体分析了近代中国学术社团的“非学术”性质,回应了此前发言中提出的技术与政治、社会的互相作用问题。
  第五场讨论的主题是“域外视野下的现代中国史”,四川师范大学的张晓川老师以晚清驻外使臣为对象,提出了若干以往研究忽视了尚可深入探索的题目。复旦大学的孙青副教授则提示了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中日两国的政府和文人如何理解和进行当下战史编纂,特别是日方针对国际和本国有着不同的叙述重点,其生产的历史文本自身需要深入分析。华东师范大学的李文杰副教授以晚清议院论的演变过程为中心,探讨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概念在向现代理解转化过程中如何影响当时人的行为决策。华东师范大学的瞿骏副教授作为点评人,主要从历史文本在下层社会传播和接受、思想资源更新与制度变化的关系等方面同发言人作了进一步的讨论。
  在会议最后,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家范教授和杨国强教授分别作了总结发言。王家范教授重申了史家的责任所在是要还原历史过程,揭示历史中的人、事及其语境,回到历史情境中去,以“求真”为最高目的,而当下历史研究在具体的细节展示方面做得还不够。杨国强教授则认为,历史研究受到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过于追求清晰的方法论框架,忽视了历史常态本身的模糊性,需要将理论还原为思想,去理解历史中的人物。史家需要有历史的想象力,培养历史感。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专家分别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回应了“现代中国的特殊与普遍”这一主题。学者之间的思想碰撞颇具广度和深度,会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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